“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 - 党建文化

“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8-11-08 10:00:41　来源：历史研究部文物考古所数字中心点击：

2018年10月13日上午，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水市博物馆、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在天水市博物馆举办。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杰，天水市政协副主席苏定武出席开幕式。来自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陕西历史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等省内外多家科研、文博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分学术报告、分组研讨、参观交流三个环节进行，有21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主旨报告，70多位与会代表围绕东西方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和新认识、丝绸之路上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丝绸之路相关文献解读等会议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交流，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开幕式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杨红伟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受宽教授代表其中两个主办单位分别致辞。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杰分别讲话，天水市政协副主席苏定武、天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玉进出席开幕式。天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天水市博物馆馆长李宁民主持开幕式。

（参会领导）

杨红伟教授在致辞中简要追溯了兰州大学办学历程，并介绍了历史文化学院学科优势。认为在兰州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与天水市博物馆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恰逢其时，并且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天水市博物馆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双方将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资源共享、互为支撑，争取共同为文博人才的培养作出更大贡献。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杨红伟教授致辞）

汪受宽教授在致辞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设计十分巧妙，分之是“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两大主题，合之是“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一个中心，研讨会的举办地天水，则是这两大主题归结为一个中心的最佳聚合点。天水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及农牧文明的交汇点和聚散地，在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探求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以文会友，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共谋丝路枢纽天水的文化发展，提升其影响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受宽教授致辞）

白坚副局长在讲话中指出，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丝绸之路文物是甘肃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7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均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甘肃历来重视和支持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先后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创办学术刊物、举办学术会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次，天水市博物馆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学术研讨会，体现了甘肃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希望与会嘉宾聚焦重点、精雕细琢，为绘制好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丝路历史文化研究的“工笔画”建言献策，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学术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讲话）

张建杰部长在讲话中指出，天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节点城市，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天水举办，既是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交流的盛会，也是宣传天水，推介天水，加强天水对外交流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充分利用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进一步促进天水历史文化研究和发展，让天水融入“丝绸之路”发展快车道，助力天水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建杰讲话）

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分为三场进行，每一场有7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主旨报告。
【报告一】
主持人：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在题为《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的报告中，通过对《史记》记载中西汉王朝收复河西走廊的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分析，认为：霍去病 “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攻祁连，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等记载实非霍去病所为，而是浑邪王平定内乱之举。浑邪王降汉是由匈奴内部矛盾造成的，不是汉朝迫降。最终汉朝和平接管河西，并非通过战争夺取。这一史实为开通“丝绸之路”创造了必要条件，意义非凡。“丝绸之路”是一条友好之路，非战争之路。以为史学家谴责汉武帝武力开拓河西，实属无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樊志民在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农牧业历史文化的纬度同质性研究》的报告中，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向发展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农牧业历史文化的纬度同质性特色与丝绸之路当代农业科技文化研究平台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总结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个特点：1.西向发展的反弹琵琶效应。即西向发展战略，很类似于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当东向发展面临制约时，西向发展天地广阔；当东部发展遭遇过密化瓶颈时，西部发展生机无限。2.东西交流的纬度同质性特色。即处于同一纬度上的农牧业历史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纬度同质性特征。农牧业科技文化的纬度同质性交流，具有风土适应性强，技术改造简捷，文化接纳度高的显著特点。3.当代农业科技文化研究的新平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动亚欧两大市场，造福沿途各国人民，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搭建起了东西方现代农业科技研究的新平台。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程旭在题为《韩休墓的发现与壁画反映的文化内涵》的报告中，介绍了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郭庄村唐代韩休夫妇合葬墓壁画的发现、内容、保护、研究等。尤其对山水图和乐舞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一是壁画拍摄较早，当时保存状况良好。二是山水画独立出现，对于研究唐代绘画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发现了图像清晰，场面宏大的乐舞图，是研究唐代乐舞盛况以及壁画整体布局的重要资料。四是壁画中的植物种类多样，对于研究唐代长安气候及当时林木、果蔬种类弥足珍贵。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在题为《中国文献中的“琉璃”与“玻璃”》报告中，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研究，对古汉语里出现的“琉璃”和“玻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古代有关玻璃的文献可以分作“琉璃”与“玻璃”两组。不同时代对于玻璃和琉璃有着不同的称谓。中古文献中，“琉璃”是常见的译写法。很多文献指明，所谓“琉璃”都是彩色的，其中以大秦琉璃最富特色；“琉璃”为较早出现之译词，指彩色玻璃及其制品，其语源似来自梵语，于先秦时译介入中国。“玻璃”为较晚出现之译词，指无色玻璃或水晶玻璃。两个译词分别代表了古代西域玻璃传入中国的两条途径。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心教授赵丛苍在题为《丝绸之路与边疆安全》的报告中，从初衷、措施、借鉴、贡献四个方面阐述了丝绸之路与边疆安全，认为丝绸之路除了和平的贸易、朝贡往来，也不乏金革之声。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具有明确的军事目的，汉、唐帝国对丝绸之路有着主动的有效管辖和控制。长城系统与城邑关隘系统共同构成了边疆安全与丝路畅通的军事保障体系。同时，汉唐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征伐，也是主动维护丝路畅通的必要举措，这些举措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符合汉唐帝国自身利益的边疆安全体系，这也是今天“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最后总结出：1.“一带一路”是对历史上成功策略的继承与发展。2.“四个自信”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与现实国情的英明主张。3.“大国外交”是对当今国际形势的高水平判断。4.“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前瞻思维的高智慧凝炼。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危在题为《伊塞克湖水下遗存刍议》的报告中讲到，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其周边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自19世纪以来，伊塞克湖水下遗存陆续被发现，这些遗迹遗物，时代从塞人时期一直延续至中世纪。具体来说，这里既有塞人—乌孙时期的兵器、劳动工具、饮食器，也有中世纪的城址，以及墓葬、宗教祭祀性遗迹等。经研究发现，该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型居民点，它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桥梁，也是各种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对伊塞克湖水下遗迹遗物的研究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一环。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光华在题为《也谈伏羲时代》报告中，对大地湾文化的发展阶段及伏羲文化进行了阐述，认为不应将大地湾文化发展阶段与伏羲时代对应起来。

【报告二】
主持人：赵丛苍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教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朗树德在题为《大地湾与中华文明》报告中讲到，大地湾遗址所发现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为甘肃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延续时间经历仰韶文化至常山下层文化。朗树德认为大地湾考古提供了聚落形态在一个遗址内历经3000年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史前聚落从小到大、从河边阶地到山地、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单一到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经济的发展是聚落演变的内在动力。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在甘肃东部及邻近地区，在每条史前遗址较集中的河流谷地，大多都会有大地湾一类的中心遗址，如秦安寺嘴坪、西和宁家庄、礼县高寺头及庆阳南佐等。朗树德对地方所宣传的“八千年的文明”的提法并不认同，应该说是八千年古文化，文明的出现是有其要素的。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在题为《<赵壮候墓表>质疑》的报告中指出，西汉冯奉世所撰《赵壮候（充国）墓表》疑点颇多，并从早期墓碑史考证、赵充国先辈与后裔姓名对比、赵氏官爵考查、赵氏屯田轮台渠犁研究、所述诸史事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证实了所谓《赵壮候墓表》是清初或其以前好事者伪撰。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在题为《新疆发现的希腊化遗物》的报告中讲到，亚历山大东征后，在西南亚、东北非、和南亚（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希腊王国）形成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希腊化的国家，传播希腊文化和语言。受此影响，新疆地区出现许多希腊化文明文物。比如新疆新源县农四师71团一连鱼塘出土的青铜武士俑、翼兽青铜环，尼雅出土的带翼兽图案封泥、带翼兽图案斗拱和门扇等。肖小勇认为这些文物多数并非直接源自希腊罗马，而是融合了比如来自波斯、印度和中亚等古代文化的一些因素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国科在题为《黑河流域早期铜冶金遗址研究》的报告中，从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初步认识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黑河流域早期冶金遗址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并以大量的科技检测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当时人们的生业模式、聚落形态等，认为在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发展中，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这支人群的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技术，从而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妍利在题为《秦墓铜带状饰探析》的报告中讲到，前人对铜带状饰（又称为“S”形饰），的功用，有带扣、带饰、发饰等多种看法。现通过整理秦墓出土铜带状饰发现在原有统计基础上，当前数量可达100多件，依据带面宽窄和纹饰可分为5型，且大多数型式并存。并通过出土铜带饰墓葬中的器物组合，认为墓主地位不高基本为平民阶层。关于铜带状饰的来源，认为在早期秦墓无相关器物出土，而在以陇山周围为核心的西戎文化墓葬内出土的一些器物提供了相关线索。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讲师任瑞波在题为《从四坝文化靴形器看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的报告中讲到，正式考古发掘和采集的四坝文化靴形器目前可知有4件。通过与中国境内外，以及不同时期、材质各异的同类器作比较，得出三点认识。第一，靴形彩陶人器表彩陶装饰可能是衣服着装。第二，靴子与武士、力士、猎人关系密切。第三，靴子与游牧、畜牧生活联系紧密。作者还根据彩陶靴形器在四坝文化中的出现，为讨论四坝文化的生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和切入点，以此也可以看到东西方人群和文明的交流。
天水市博物馆文博馆员裴建陇在题为《妫水之畔——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中，讲述了2017—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汗河州拜松市的拉巴特遗址开展了两年多的考古发掘与勘察工作，介绍了所发掘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并通过发掘者的相关研究，认为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在帕米尔以西，西天山以南、铁门关以东，阿姆河以北，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遗址点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巴特、阿依尔塔姆墓地，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克陶、图尔喀、科库姆墓地，杜尚别的吐尔哈娜、丹加拉的克西罗夫墓地。遵循以族名来命名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惯例，并结合相关史料，可将这支文化命名为月氏文化。
【报告三】
主持人：刘文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斗城在题为《西北羌戎的东出与东北古代民族的南下》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西北羌戎与东北古代民族起了主要作用，这两个地方是许多民族溯源所在，但不能认为所有民族都源出此二地。并将民族形成过程形容为“滚雪球”，认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即有民族融合，每个民族都掺杂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先后融合、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成员。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乃昂在题为《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的唐玉门关问题探讨》的报告中，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利用传世文献记载的唐玉门关地望和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唐玉门关遗址进行相互印证，认为可以利用烽燧、古城遗址的保护交通路线和水源作用作为复原根据，进行玄奘行进之路的重建，并通过论证指出唐玉门关地望以甘肃瓜州六工古城最为合理。
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陈自仁在题为《论丝绸之路对唐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以音乐、舞蹈和服饰为例》的报告中，认为唐代文化空前发展，丝绸之路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沿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对唐代文化的多样化，对其时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而对唐代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天水师范学院教授雍际春在题为《论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报告中，论述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与价值，并将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归纳为：古代中国国力强弱与对外关系演化的晴雨表，中央王朝经营西北和促进民族融合的纽带，中古时代沟通世界和中西商贸往来的桥梁与通道，中外文化交流扩散的大动脉。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屈直敏在题为《郭仲产<秦州记>考略》的报告中，对大约散佚于隋唐之际的南朝刘宋郭仲产所撰《秦州记》进行了考订。通过全面查考文献，辑得群书征引《秦州记》佚文共22则，考订冯国瑞辑本3则误辑，考定《秦州地记》《秦川记》《秦州记》乃同书异名，《秦州记》作者郭仲产，生平里籍不详，为南朝刘宋元嘉( 424~453 )至孝建元年(454)间人。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文斌在《两个高僧与两个刺史——帛法祖兄弟遇害反映的3-4世纪初北方佛教》一文中，通过对帛法祖、帛法祚二位高僧在关陇地区进行佛事活动的时间及二人遇害事件进行分析，指出3世纪后期至4世纪初佛教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并未得到真正支持，亦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同时，西晋时，包括天水在内的陇上羌胡少数民族已开始信奉佛法，促进了陇右地区佛教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佛教供养造像与石窟寺的开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刘全波在题为《<史记><汉书>所载西域诸国“同俗”问题探析》的报告中，对《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西域诸国同俗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造成各国同俗关系的原因，一是各国地缘关系相近；二是，西域诸国民众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迁徙过程中分散在各地定居；三是，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深浅不一，可能以熟悉的大国风俗为参照记录小国风俗。同俗问题不仅反映了当时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情况，亦反映了诸国之间的关系。此外，《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西域诸国的户数与人口数之比同为1:7，据此推测，西域诸国可能没有完善的人口统计，仅仅是按照户数乘以七人的模式将人口数上报给汉王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董华锋在题为《成都出土北周菩萨像的样式及渊源——以万佛寺“天和二年”造像为切入点的讨论》报告中，对1953年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件倚坐菩萨像台座背面的残存题记从其字体、干支、同出造像等三方面进行考证认为，该菩萨像本身的年代为北周，但台座背面的题记并非“天和二年”，而是唐代“元和二年”对造像进行补修后重刻的。同时，认为成都北周菩萨像华丽的项圈和璎珞样式源自长安，但其修长的体态和扭动的身姿则继承自本地的南朝造像传统。

分组研讨

分组研讨根据参会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分为考古组和历史组进行，每组各有13位学者进行发言。
【考古组·上半场】
主持人：郭妍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评议人：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文博系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于柱以《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木板画“金鸡”与“玉犬”的历史学研究》为题，将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绘有鸡与犬形象的木板画与江西、广东等宋元墓葬中考古发现的此类形象进行对比，并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分析认为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的鸡、犬木板画，其性质为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冥器“金鸡”和“玉犬”，而鸡、犬成为墓葬冥器的原因是其在人间生活中具有司时和警备的功能，以冥器的形式进入墓葬，可为亡者“知天时”和“知人来”，确保墓主魂魄安宁。中国古代丧葬择吉之所以选择鸣吠日、鸣吠对日的原因是古人认为唯有在这些特定的时间里从事丧事活动，方能实现人、鬼隔绝的效应。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郭永利以《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白彩陶器研究》为题，对马家窑文化中出土的白彩陶器，从其分布区域、器物类型、流行时间、纹饰变化及其渊源和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白彩陶器分布的地域范围集中在东起甘肃省的天水，经兰州、永登、临夏，西达黄河上游的青海省东部一线，深入到宗日文化的区域范围内。器型以罐、壶、盆﹙钵﹚和豆为主，这些器物上的白彩纹饰可归纳为白圆点花朵纹及白点状带纹、鸟纹及弧形三角纹轮廓两大类。从器型和纹饰来看，白彩陶器均集中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马家窑文化的白彩陶器，从器型到纹饰再到施彩位置，均脱胎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刚以《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年前面条论辨析及其加工工具新论》为题，针对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多年前陶碗下扣的面条的学术之争，根据粟黍淀粉的理化性质，考察了传统粉条加工技术，通过文献资料和收集的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时期的圆盘石磨等食品加工工具的研究分析，认为喇家“面条”状物体是由粟和黍等原料加工的条状食品，且这种食物用传统粉条的加工方式解释更为合理，所以应称之为小米粉条而非面条。
天水市博物馆文博馆员王太职以《新疆鄯善洋海墓地环首刀和管銎斧的初步研究》为题，通过对洋海墓地出土环首刀和管銎斧的特点以及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种器物可能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整体风格上可归属于“北方系青铜器”，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受到四坝文化、天山北路等文化的影响。在使用功能上，环首刀应是一种生产生活工具，而管銎斧主要是作为一种武器，可能兼有其他用途，这两种器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现象。洋海墓地出土的环首刀和管銎斧说明，“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在商代晚期已经影响到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地区。
天水师范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讲师张睿祥以《周代多璜式组玉佩相关问题研究——以璜为核心的佩璜规范》为题，认为多璜式组玉佩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早中期，既是周代贵族佩戴的大型玉佩饰，又是“礼”的重要载体。目前发现并复原的20余件多璜式组玉佩，均出自诸侯及其夫人或次夫人墓。这些多璜式组玉佩自上至下用朱线将玉璜、玉珠管按照尺寸递增或递减的规律穿系而成，所用玉璜为青玉或青白玉，多由旧玉改制而成。用璜数量多寡与佩戴者身份地位有关，并且遵循主观意识形态下以璜为核心的“佩璜规范”。
平凉市博物馆文博馆员高雪以《浅析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墓葬群中的文化因素》为题，对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发掘的八座史姓人墓进行研究，从其中6座明确知道墓主人身份的墓来看，他们为昭武九姓中史姓人的后裔。同时，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和石刻等方面分析认为，此墓葬群中存在粟特文化、鲜卑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而多种文化因素共存可能是由于固原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各民族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姜伊以《魏晋南北朝伏羲女娲图像研究》为题，将伏羲女娲图像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此类图像是汉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的内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伏羲女娲图像的载体和分布范围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壁画、画像砖、木石棺板、布料等上均有出现，分布地域也变得更为集中，主要集中在西北等边远地区。而这些变化与当时不同地区的丧葬习俗、政治背景、民族交流等关系紧密。
考古组上半场小组讨论结束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博系教授肖小勇对每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点评，认为：我们对器物的研究一定要透物见人，深入思考为什么只有这一类器物有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有什么特殊含义、为什么只分布在这片区域；不能就器物论器物，一定要观察这些器物在组合、数量、用途方面前后的变化有无规律可循，而且要寻找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对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再研究时，一定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和推进；我们在研究时对量的分析、量的统计，目的是要定性，所以研究的落脚点要更加深入一些。

【考古组·下半场】
主持人：魏文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议人：吴荭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广强以《华服与毡裘——麦积山石窟佛像袈裟材质表现出的地域差异》为题，以史料中记载的华服和毡裘两种材质的服饰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麦积山石窟佛像袈裟的表现形式认为，温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会选择厚重的毛纺织物，而气候温暖的区域则选择单薄的丝帛织物，这是自然地理选择的结果。而麦积山石窟佛像上袈裟的具体表现方法、线条、质感等方面的不同，正好表现了服饰材质的不同，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文化交流中的地域性差异。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副教授张景峰以《敦煌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营建及外貌变迁》为题，将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早期照片与洞窟现存情况的对比与考察，对敦煌莫高窟第96窟弥勒塑像及塑像外的建筑“九层楼”百年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与考证。认为“九层楼”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是逐步形成的，在造窟伊始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洞窟，大约到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及河西都僧统修建的功德窟及家窟都以建在北大像（第96窟）为荣。至此第96窟（北大像）的标志性地位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贺文以《北朝时期陇东碑刻人名视野下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以《<山公寺碑><豆卢子等结社造释迦像>等为例》为题，将甘肃陇东地区《山公寺碑》《豆卢子等结社造释迦像》两通碑刻中出现的人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佐以其他地区碑刻材料中的相关人名，从人名与阶级差异、人名与地域特征、人名与汉文化、人名与政治经济等四个方面，分析与研究北朝时期陇东地区各民族普通民众的人名，探求体现在人名上的丰富社会生活内涵，使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融合、政治军事影响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武山县博物馆馆长裴应东以《武山博物馆馆藏唐代丝路文物赏析》为题，认为今天的武山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之一，留下了众多文化瑰宝，其中武山博物馆馆藏的唐代鎏金镶银铜碗、凤首灰陶壶、海兽纹葡萄镜等丝路文物就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贸易繁荣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唐代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晓萍以《敦煌莫高窟阴氏供养人画像与其碑铭赞互证研究》为题，在梳理前人对敦煌阴氏供养人画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敦煌阴氏碑铭赞、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与阴氏家族相关文献作为史料依据，对阴氏供养人进行“身份认同”的图文互证研究，认为敦煌莫高窟阴氏供养人画像与其碑铭赞的存在说明，阴氏家族在敦煌历史上的地位与其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使其呈现出具有历史特征的画像与文献。同时，阴氏供养人画像带着历史的身份认同，展现了与其自身身份相符的图像特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张朝以《简论犍陀罗佛教美术的起源》为题，从犍陀罗与亚历山大东征、佛教传入犍陀罗、佛教与希腊罗马艺术的融合三方面，探讨了犍陀罗佛教美术的起源问题，认为健陀罗佛教美术是在印度佛教美术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希腊、罗马以及伊朗等地的一些文化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佛教美术，并随着佛教进入中国，这一艺术形式也在河西和中原地区的石窟寺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考古组下半场小组讨论结束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荭就每位学者的发言谈了自己的感受，认为张景峰和周晓萍两位学者的研究有相似性，都有供养的性质在里面，周晓萍博士对图像的研究，应该通过表象的东西研究供养人背后的东西，要究其原因；李贺文老师的发言题目切入点虽小，但是很生活化；裴应东馆长介绍的馆藏器物上表现出来的波斯风格元素在拉梢寺大佛底座上也有很多波斯风格的内容，二者可能有一定的联系性，后期可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张朝对犍陀罗佛教美术起源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通过钱币本身反推出佛教方面的内容是很新颖的。
【历史组·上半场】
主持人：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评议人：屈直敏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霍明琨以《论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合作》为题，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人文合作的前提、内容及制约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不容低估。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文化形式多样且差异明显。因此，建设“一带一路”需要互利共赢，需要均衡实现安全、经济、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与合作。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苏海洋以《地缘结构与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为题，以文献及出土实物资料为证，论述了汉至元历朝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的路线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认为：西汉中期至魏晋、隋至唐代前期、元时期，中原农耕力量大于游牧力量，秦陇南道与河西道组合通西域；战国至西汉初年、十六国、吐蕃、西夏时期，中原农耕力量小于游牧力量，秦陇南道与青海道组合通河西走廊或西域。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晏波以《班彪<北征赋>所见长安至高平丝绸之路复原研究》为题，对《北征赋》记载的汉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长安至高平的一条重要支线中，所涉及的地名出现的时间、具体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同时运用考古发现材料，确定了该道路的开通最迟在公元前109年，以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勾勒并复原出长安至高平的具体走向。
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志华以《隋唐时期的天水郡（秦州）军府考证》为题，针对隋唐两代秦州（天水郡）军府设置因相关文献记载缺失，军府设置情况不甚明晰这一问题，利用历史文献，结合出土文物，考证出隋代3个鹰扬府，唐代8个折冲府，以及它们的承续关系。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建丽以《北宋对秦州的经营》为题，指出北宋政府之所以对秦州非常重视，是因为秦州及其蕃部在宋夏战争中具有重要影响，是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北宋政府对秦州蕃部的经略，是以平息和解决民族矛盾为主，这是基于宋王朝对西夏战争的大背景所必须采取的有效策略。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曹丹以《从敦煌书仪看唐代婚姻六礼的转变》为题，通过对敦煌书仪、婚礼图以及相关史料的考查，从六礼的内容与变迁、敦煌书仪与唐代婚姻六礼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敦煌书仪中体现的唐代婚姻六礼的转变。并结合敦煌婚礼图和敦煌壁画指出唐代婚姻六礼带有明显的简化和地域性色彩。认为：婚姻六礼在唐代从名称到环节都有了新的色彩和意义。
历史组上半场小组讨论结束后，评议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屈直敏在评议时说：综合来看，各位发言人论文既有宏观角度研究，也有微观细节考证，在各自研究领域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并针对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到学术研究成果与地方文化建设存在脱节的问题，呼吁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地方文化建设。
【历史组·下半场】
主持人：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评议人：刘全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雁翔以《县城是这样改造的——新见<□新宁远县记>解读》为题，对发现于武山县的《□新宁远县记》碑的碑文进行简要注释，并将碑文内容与万历《宁远县志》、康熙《宁远县志》所载县治、县城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认为：碑文中记载的整修重点是县制，即县衙及僚属办公场所、文庙。之外，还涉及城垣、神坛、桥梁、街道、铺舍等，是全面整修。其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北宋县衙建筑的朝向——原来“南向”，改建后为“北向”，文庙朝向也随之改变。从武山现存旧县志看，城建历来是县令政绩的重要标志。
天水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汪保全以《西北地区早期玉石文明与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探讨》为题，指出西北之地为中原地区提供了玉料，中原地区也向西北地区输出了自己的文化，并对西北地区早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齐家文化范围内出现的玉器也与此密切相关，甚至有可能齐家先民只是在为中原地区输送大量玉料的同时完成了部分玉器的代工，以至于齐家文化自身的文化因素在玉器中并不是很突出。
西安博物馆院文博馆员葛天以《秦人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初探》为题，认为秦地先民及秦人对西部的探索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秦人对丝绸之路的开辟起到主要作用；东汉时期，秦人对丝绸之路的重新贯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隋唐时期，秦人对丝绸之路的通畅起到巨大作用。秦人在丝绸之路中国段开通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不仅有秦地地处西北的地利因素，更与秦人尚武开拓、关陇铁骑的英勇善战有着密切关系。
秦安县文物局文博馆员安俊维以《论战国至秦代秦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为题，结合战国至秦代秦国的疆域变化、考古挖掘所展现出的成果，梳理了秦国与西戎、羌、氐、月氏、匈奴、中原地区的交流等史迹，明晰了显性的和隐形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件及史实，并从跨文化的交流角度对“秦制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汉朝制度及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概括。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韩蓓蓓以《汉代河西边塞农业祭祀考》为题，利用居延汉简对汉代河西边塞农业祭祀情况进行了考证。指出汉代河西边塞农业祭祀顺序为：居延都尉府——劝农掾——甲渠候官——第四隧。祭祀由都尉、县令、候官、候长主持，由劝农掾和劝农掾史监督；甲渠候官所立之社神，除庇护当地人民丰收外，作为军事防塞要地，其另外一个职能是庇佑边地吏卒在抵御匈奴进犯时取得胜利，故居延的社神具有“军社”的职能。居延之腊祭为“祠先农”的祭祀，是与农事密切相关的年终祭祀活动。腊节在边地民众生活中极为重要，政府在腊日向戍边人员分发腊肉，反映了腊祭的重要性以及汉政府对边地吏卒的关怀。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国立以《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的编写及抄写缘由》为题，利用目前所发现的唯一记载有《唐太宗入冥记》的敦煌文献——S.2630写卷，对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及编写进行了论证，认为其编写完成当非蹴于一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出该作品在其抄写年代具有一定的宣善仇恶、抨击黑暗、娱乐民众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民间冥界观及佛教发展的情状，且带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因之，可以视其为形成于民间的“文艺作品”。
历史组下半场小组讨论结束后，评议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副教授刘全波点评到，本场发言中有来自陕西和甘肃的两位文博工作者论文关注点均在秦人，说明研究者在做研究时能够密切关注地方文化的发掘利用，这对地方文化的建设、发展非常有意义。韩蓓蓓、朱国立两位年轻学者论文角度新颖、论据充分、论证严谨，为研讨会研究成果注入了新鲜的力量。根据发言后现场讨论情况，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仍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闭幕总结

10月14日，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杨红伟主持闭幕式，分组研讨的主持人分别汇报了各小组交流讨论的情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作了学术总结，天水市政府副市长逯克宗作了闭幕式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外事侨务办主任张有信出席闭幕式。
综合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来看，本次学术研讨交流呈现出了研究视角新、材料搜集细致、研究内容丰富、研究力量老中青结合等特点，研究方法上体现了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另外丝绸之路的含义要重新认识和探讨，陇右、天水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要进一步研究。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各位学者都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分享了非常好的学术成果。
杨红伟教授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简要总结，研讨会期间，分组讨论紧张有序，各小组从不同角度对“丝绸之路与文明记忆”进行了探讨，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交流与融合提出了新观点、新认识，深入探讨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将对甘肃“丝绸之路”文化建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天水市政府副市长逯克宗在闭幕式讲话中，向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认为本次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促进天水历史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必将对我市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利用提供有益的启迪。
从本次研讨会所征集的论文和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的报告发言中，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各学科研究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尤其学科交叉互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突破口，新技术的运用发现新的可供利用的研究材料，有些学者注重地域性的研究，也有学者以国际前沿热点为研究对象，并与实际应用技术方法结合，得出了新颖的观点和成果。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学科建设的良好发展。从本次研讨会的开展来看，所有议程紧张有序、协调运转，会议研讨交流视角广阔，卓有成效。70多位与会专家来自3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文博等单位，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了交流，视角广阔、方法多样，提供了多学科交叉互证的研究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此次研讨会成果，也为促进天水快速发展建言献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通过此次学术交流，对深入了解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演进与传播的影响，探讨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丰富内涵，扩大天水的影响力，增强天水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