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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
 时间:2021-09-16 09:22:17 来源:学术研究部 点击:
陈晶
 
【摘要】文章对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5件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首先,依据质地对其进行分类,通过仔细观察,对其尺寸、形制等做了细致描述。其次,参考已发掘多年的马家塬墓地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判断其应为车舆饰。最后,讨论此类文物的工艺和造型,其不仅表现了西戎文化特征,还包含有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反映出战国时期天水地区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天水市博物馆  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  文化内涵  文化交流  

  天水市博物馆是一所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其收藏有一批由社会人士捐赠的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特色的金属饰件,共计千余件。根据相关考古资料[1],认为这批金属饰件为战国时期车辆的装饰品。依据造型特征可将此类车饰件划分为动物形车饰件、几何形车饰件和异形车饰件。在动物形车饰件中有5件双头兽形车饰件,造型独特,属于国家三级文物。过去在馆藏记录中一直以“双头兽”对其命名,淹没在其他战国车饰件之中,很少有人注意。

  一、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的类型
  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共计5件,其中银饰件3件,金饰件2件。根据双头兽造型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型(图1):
A型,共2件,金饰片。饰件形状、纹饰和尺寸基本相同。以薄金片剪切成“S”形,其上用细线刻画出上下相对的两个兽首,眼圆睁、嘴张、下唇翻卷。两兽首间錾刻三条弯曲的细线。标本3875长5.6厘米,宽2.6厘米,重1.80克(图1-1)。
  B型,共3件,银饰片。饰件形状、纹饰和尺寸基本相同。造型与A型大致相同,差异为B型饰件两兽首上各有一立耳;除下唇翻卷外,上唇略外翻。标本6028长5.8厘米,宽3.2厘米,重2.50克(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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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仔细观察,这5件双头兽形车饰件的边缘为剪切而成。其表面较为光亮,应是经过打磨和抛光;背面比较粗糙,未经磨抛,但留有捶揲过的痕迹或刻划留下的刻划线。其表面的装饰纹样大多为錾刻的细线纹。其制作与装饰手法都与本地西戎墓地、遗址所出的金、银箔车饰件制作工艺一致。[2]38反映出其文化属性的一致性。

  二、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的装饰位置
  自商代晚期开始,车马器便可以分为实用型和装饰型两种。实用型车马器为驾车时具有实际功能的器类,同时也具有装饰功能;装饰性车马器或为表现礼仪或为增添华美感。[3]
  战国时期的西戎文化遗存中,甘肃中部的漳县地区和东南部的天水地区都出土有殉车。而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车饰件与天水地区战国晚期西戎墓地所出金属车饰件共性最强,都具有质地多元,饰件形态以及装饰技术多样的特点,表现出居于陇右的西戎民族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审美趣味。此外,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以木质材料为骨架的车辆保存较完整,且车辆外部的装饰材料大多保持了埋葬时的初始位置,因而,这些资料可以明确为馆藏战国车饰件在车体上的使用情况提供佐证材料。
  天水地区战国晚期的西戎墓地中,马家塬墓地和王洼墓地内均出土有殉车,其中马家塬墓地因随葬车辆数量可观、形制多样且装饰丰富,对研究战国西戎殉车制度最具代表性。赵吴成对马家塬墓地发现的独辀双轮马车的结构进行复原研究时,认为马家塬墓葬中车辆的装饰,主要分布在车舆、车轮、车辀及车毂等不同位置。而材质为金箔、银箔制成的镂空动物纹样,主要被装钉在殉车装饰最华丽的I型车的舆箱侧板上,顺势竖向排列,形成边框(图2)。[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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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的王洼墓地共清理了三座战国墓葬,其墓形、葬俗及出土器物的器形风格与马家塬墓地基本一致。[5]而其出土器物中并未见金、银质的动物形饰片。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判断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主要为殉车舆箱上的装饰品,即车舆饰。

  三、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古代人类遗留下的物质遗存,其赖以生产和流传的因素十分复杂,所反映的皆与人的活动有关,内涵丰富。揭示附着于物质遗存上的文化内涵,是透物见人的关键。[6]
  从考古发现可知,与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车饰件形态相近,可用于比较者均出土于天水境内马家塬、王洼、刘坪三处墓地或遗址,另外还有定西市漳县墩坪,固原市彭阳县张街村等地。研究者们已从这些墓地与遗址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现象总结出其具有的一些特有的文化因素,判断这些墓地与遗址具有西戎文化特征。
  同时,战国时期区域间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天水位于陇山西侧,地理位置优越,因而,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的造型受到了来自多地文化的影响。
  欧亚草原上的捕食者中,虎、狼最重要,而狼与虎的形象在艺术品中有时会混为一谈。首先,艺术加工后它们的大小难辨,其次,都有尖牙利爪,都捕食同样的食草动物。李零曾总结俄国学者鲁登科对于草原艺术中虎、狼不同的特点,“虎,圆头,宽脸膛,画面侧视,吻部多作圆弧状。狼,长脸,画面上的形象,往往鼻头上卷,鼻头上卷是其重要标志(图3)。”[7]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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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狼的艺术形象有时不仅鼻头上卷,下唇也会有翻卷的设计(图3-4)。对比同类型器,马家塬M5中出土的“狼形银车舆饰”(图3-5),狼为长脸,鼻头上翘,符合李零总结的判断标准。
  馆藏双头兽形车饰片(图1),造型以中心对称布局,器形作“S”形,“S”首尾两端为兽首。因为无法辨识其具体形象暂且称为“兽”。笔者依据质地(有金、银两种)、造型(有无耳)的差异将其分为A(金质无耳)、B两型(银质有耳)。观察饰件,“S”形造型和翻卷的下唇是其形象最突出的特征。参考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两件动物纹青铜带扣(图3-6~7),器形作S形,双首双足,嘴长,尖牙利爪,李零判断牌饰中的动物形象为狼。由此推测馆藏双头兽形车饰件中的兽为狼的形象。
  公元前7世纪以前,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南俄草原、小亚西亚几乎看不到以翻唇为特点的神兽(或动物)形象,郭物认为动物的翻唇形象可追溯到中国东北史前文化中的猪形神兽。反映出古代中国文明对北方草原动物风格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影响。[8]
  双头兽的身体呈“S”形,兽首相对,与毛庆沟墓地出土的“S”形腰带饰造型相似(图4-2)。“S”形腰带饰最早流行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大量见于毛庆沟墓地和小双古城墓地(图4-1),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9]有学者认为这种“S”形牌饰的构图方式,灵感应当是来自中原西周晚期的“S”形窃曲目纹的影响(在一个“S”形的中间点一个象征着眼目的圆点)。这种“S”形腰带饰是中原青铜器纹饰与北方草原文化鹰头纹结合的产物(图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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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是戎人对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四、结语
  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依据其造型特征可分为两型。参考已发掘多年的马家塬墓地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判断其为车舆饰。对比相关考古发现,可知该类车饰件的纹饰、制作工艺与天水战国晚期西戎墓地所出车饰件共性最强。而以镂空金属饰件装饰车辆的现象鲜见于其他地区,所以天水市博物馆藏此类战国车饰件反映出天水地区西戎文化的自身特征。分析此类文物的文化内涵,还反映出北方草原和中原文化因素。天水市博物馆藏战国双头兽形车饰件表现的多种文化内涵,反映出当时的天水地区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文化交流,而戎人远距离的交流离不开战国晚期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和良好的造车技术。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博物馆,清水县博物馆.甘肃清水县刘坪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J].文物, 2003(7):4-17.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 2008(9):4-28. 
[3]郭物.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J].欧亚学刊,2007(9):216-238.
[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15-27+101-104+113.
[5] 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J].文物, 2012(8): 27-37.
[7]陈建立,张周瑜,杨军昌,侯宏伟,王辉.金银和镀锡铜器的制作工艺研究[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主编.清水刘坪[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9-45.
[8]梁  云.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系[J].西部考古,2016(2):112-146.
[9]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0]赵丛苍,曾丽.关于“考古类型学”的新思考[N].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64-70.
[11]赵吴成.战国戎人造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陈晶(1986-  ),女,汉,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天水市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助理馆员,历史学硕士。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 2008(9):4-2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J].文物, 2012(8): 27-37.
甘肃省博物馆,清水县博物馆.甘肃清水县刘坪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J].文物, 2003(7):4-17.
[2] 陈建立、张周瑜、杨军昌、侯红伟、王辉:《金银和镀锡铜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编著:《清水刘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3] 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 赵吴成.战国戎人造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5] 梁  云.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系[J].西部考古,2016(2):112-146.
[6] 赵丛苍,曾丽.关于“考古类型学”的新思考[N].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64-70.
[7] 李零.万变[M].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8] 郭物.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J].欧亚学刊,2007(9):216-238.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15-27+101-104+113.
[10]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原文发表于《东方收藏》202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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