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伏羲庙记》碑文中的祭祀研究

贾  坤

 
　　【内容提要】天水伏羲庙碑廊有众多石碑，这些石碑记载了伏羲庙的变迁历史以及祭祀沿革。整理、研究这些碑文，对于系统开发伏羲文化，打造伏羲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其中一块碑文进行研究，以期对天水伏羲文化建设做一些工作。
　　【关键词】伏羲庙  碑文  研究
　　现陈列于天水伏羲庙碑廊的《重建伏羲庙记》是明嘉靖三年由赐进士第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兰溪唐龙撰，赐进士第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边备抚宁翟鹏书丹，赐进士第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兵备山阴成文篆额，署州事巩昌府通判卫水李梅立石的一块青灰石质石碑。高浮雕二龙戏珠纹，中间圭首阴刻“重建伏羲庙记”，篆书。碑额纵98厘米，横108厘米，厚28厘米。碑身纵214厘米、横108厘米、厚26.8厘米，边饰卷云纹。赑屃趺坐宽104厘米，高32厘米，无首，背有六边形规则纹饰。全篇共计828个字，主要记载明嘉靖三年之前，地方官员对于伏羲庙的修建维护。
 
　　一、关于碑文记载的内容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经纬以成章，弥纶以参化，无亦彬彬然而有文欤！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彝未备，名物职俗，居居吁吁，厥文犹隐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一身，始做八卦，因而重之，以为六十四，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作书契而代结绳之政；以俪皮为礼，而正婚姻之始；因龙马负图而记百官之名；断桐为琴，绳丝为弦，絙桑为瑟，而乐音自是兴焉。夫卦象设则神明通，书契作则文字著，婚姻正则人伦叙，百官记则班位修，乐音陈则度数明。神设其教，皇建其极，物彰其彩，民济其行，而人文于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赞《易》，叙圣人教化之功，特始乎帝，岿然为神农、黄帝、尧、舜之冠。及对康子问，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纪也。帝实生于斯，而遗庙莽莽然，而其来远矣。顾规制俭陋，风雨震凌，刍牧往来，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称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马溥然、冯时雍、许翔凤先后建议，畜聚财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即事而代矣。嘉靖纪元之明年，巡茶御史陈讲聿举厥功，登登而作。巡案御史卢问之既至，茂先进典，申饬攸司而分摄之，布程督之令，严省试之法。是用绩于成者而落焉。提学副使唐龙曰：祀以德举，治以化洽。是故丰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庙者，亦称辨治。而况继天地开辟之功，启帝王化成之理，而为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庙貌翼新，而宣国之大节焉，揭度妥灵有宇也，修祀秩礼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诸君子于世弘矣，乃于是乎特书之。分守参政王教、分巡佥事周镐、姚文清，咸广综理之文。州进士徐元祉亦预闻其画者也。法皆得书。嘉靖三年甲申十二月望日，署州事巩昌府通判卫水李梅立石。

　　碑文开篇介绍伏羲创八卦、造书契、制嫁娶、正百官名、制琴作乐等伟大功绩，赞颂了伏羲的崇高地位----“岿然为神农、黄帝、尧、舜之冠”，也就是我们说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从碑文内容可见，当时的秦州，仅有一座粗糙简陋，于牛羊踩踏之地建起的太昊行宫，根本无法祭祀人祖伏羲。秦州作为太昊伏羲的出生地，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祭祀伏羲的庙宇，这与伏羲的“继天地开辟之功”相比，实在是说不过去。
 
　　二、关于天水伏羲庙的规模形成
 
　　伏羲庙的前身，即是元代修建的“三皇庙”。史料记载，元代统治者对"三皇"特别推崇。他们认为，"三皇"应为伏羲、神农、轩辕。元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成宗铁木尔，诣令全国各州、县，务必修建 "三皇"庙，以通祀之。当时，天水市作为秦州府治，又是成纪县地，即伏羲故里，因之，这里的"三皇"庙也修得特别讲究。
　　此庙从建成到元朝覆亡，虽然只有六十多年光景，可是由于政局动荡，各方均受牵连，文化、宗教、教育等诸业日趋萧条；因此，到明代初期，天水"三皇"庙已倾倒坍塌，不成样子了。直到明代中叶，弘治三年(公元一四九O年)，在秦州指挥"明威将军"尹凤的倡导组织下，才在原"三皇"庙的基础上，重新起造庙宇，始称"伏羲庙"。
　　据《新修太昊宫门坊记》记载，明正德十六（1521）年，明廷决定将拟建于卦台山的伏羲庙建于秦州城，这是天水西关伏羲庙修建以来首次得到朝廷的许可。当时的巡按御史马溥然、冯时雍、许翔凤建议在太昊行宫的基础上，大力兴建伏羲庙。但由于地方官员调动太频繁，工程还没有开始，几位主张修庙的官员就调任了。在《重建伏羲庙记》中并没有确切记载创建了哪些建筑，只能根据《伏羲庙志》对于历次维修的记载中找到一些资料。明嘉靖元（1522）年至初年，伏羲庙建起了牌坊一座（立于宫门前）、仪门一座、朝房二十间、太极殿等。由此可见，当时的伏羲庙已经成为了拥有一牌坊、一宫门、一仪门、一大殿、一退殿、二十间朝房的大型建筑群落。在嘉靖十一年的《重修伏羲庙记》中，记载了当时新建了两座跨街牌坊，并且油饰彩绘了以前没有油饰和油漆已经脱落的房屋和木构件，修补了院落、围墙和大殿、二殿龛帷。这次修建，不但修建了建筑物，同时还整修了伏羲庙院落环境。这也是自伏羲庙创建以来，对伏羲庙院落环境最为彻底的一次整修。特别是修建的周界围墙，初步界定了伏羲庙的规模。
               
　　三、关于祭祀伏羲的历史沿革
 
　　修建庙宇的初衷，就是为了祭祀。伏羲庙也是如此！“帝实生于斯，而遗庙莽莽然，而其来远矣。顾规制俭陋，风雨震凌，刍牧往来，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称祀典。”作为太昊伏羲诞生之地，历代王朝在天水多有崇祀。史料载，秦汉时期就有祭祀，隋唐五代均以“三皇之首”祭之。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长安建三皇庙；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又完善祭祀程序，为三皇祭祀确定规范，但仅限于京师，以少牢之礼祭之。金元两代沿前朝旧历加以祭祀，但规格较前朝为高。金元帝完颜景在位时（1190—1208年），在全国与三皇相关的县、州均修建祀庙；金明昌年间（1190—1196年），秦州在卦台山创建了伏羲庙，春秋两季祭祀，祭用太牢。每祭期由学士院特制祝文，颁行各地作为法定文字。至元代时，祭祀进入鼎盛时期。诚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诏令全国州府对圣帝明王以时致祭，号令全国普遍祭祀三皇，于秦州立三皇庙，并于卦台山先天殿两侧建黄帝、神农庙陪祀伏羲。
　　《明史·礼志》记载：“洪武初，司业宋濂建议‘以伏羲为道德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列焉’。明代初期延用元代制，实行春秋两祭，分别于农历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全国通祭，庙宇进一步扩建，崇祀空前绝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下诏废止了三皇庙，祭祀只在陵寝（河南陈州）进行，各地普遍的祭祀取消，但民祭尚存。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巡按冯时雍奏请立庙与三阳川卦台山，获准，官祭恢复。嘉靖十三年陕监察御史张鹏、秦州知州黄仕隆制礼作乐，祭祀进入极盛期。
　　顺治十年（1653年），秦州知州姚时采主持重修。乾隆二年（1737年），秦州知州李鋐带头捐资，与秦州州判吴三煜，吏目郑重主持重修。四年，李鋐申请布政司，恢复明代祭祀，未见答复，次后祭金列入州署财政预算，而祭祀转由绅士组织的上元会主办。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秦州知州王赐均捐资主持重修。同治年间（1812—1874年），对伏羲庙建筑物加以装饰。光绪九年（1883年），分巡巩秦阶道姚协赞和秦州知州于泽春带头捐资，主持重修，士绅任其昌、苏统武主持募捐，十三年冬完工，即现在所见之建筑群。
　　民国年间，战乱连年，军阀割据，连年破坏，未见重修，但祭祀依旧，祭资全赖乡人资助，仍由上元会主办，正祭时多邀请当地行政长官主祭。但祭礼与晚清同，更简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正月十六，时逢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正祭日，民众认为胜利与伏羲保佑有关，是年祭典异常隆重；1949年上元会解散，不再祭祀伏羲。
　　1955年8月，经甘肃省委批准，天水师范学校迁入，占有庙内全部建筑。1963年，伏羲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破四旧”高潮，上元会所藏祭祀器物尽数被毁。1970年，伏羲庙划归部队；1979年，部队清退，市文化馆进驻占用；1981年10月，重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4月，天水博物馆迁入，维修工作步入正轨；1988年，天水市第一届伏羲公祭大会举行。
 
　　四、关于政治人物在建庙祀典中的主导作用
 
　　祭祀是人们为了表示对神灵或者先祖的崇敬而举行的一种祭拜活动，有正祭和民祭两种。其中正祭指的是对被纳入国家政权承认体系的神灵的祭祀。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对他的祭祀是在官方的视野之下的一种行为。伏羲的祭祀经历了官方祭祀—民间祭祀—取消—重新祭祀四个阶段。
　　在探寻伏羲祭祀的变迁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群体的作用，即地方官。历朝官员，尤其是明清官员，往往在政府并不提倡的情况下主动捐资建庙，重立祭祀。明清两代时，封建制度已相当完善，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地方官的行为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不敢有违逆。但在伏羲祭祀的问题上，地方官却一反常规，积极主动，其目的也许有传承文化的因素，更多的恐怕是地方官群体利益的驱使。其一，在本辖区内修建补缮三皇之首的庙宇，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政绩。其二，每次修缮、改建完毕之后，都会立碑纪念。碑文中除了记叙羲皇的伟大、建筑的失修以及工程的艰苦之外，字里行间透露着撰者的谆谆苦心、切切诚意，文后必然冗列参与其中的官员名字、官职名称，名传后世。其三，祭祀无非是追思和祈求保佑，伏羲是上古圣皇，必然有着无限的神通，求一方百姓安宁也好，求自己仕途畅达也罢，总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清代之前的祭祀，主要由地方官主持，并且对祭祀的日期、规格、仪式、祭文格式等均有详细的规定，足见其重视程度。入清之后，明代沿用的祭礼废弃，祭祀只用少牢，省去乐舞，祭祀费用也没有保障，官方行为逐渐隐去，以民间祭祀为主，当时官方的态度是既不绝对禁止，也不积极提倡，由民间自由发展。在此过程中秦州的地方官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任内积极筹款修庙，甚至纷纷出钱捐资，而且不断向上申请，以期重新祭祀。可以看出，围绕伏羲所做的祭祖、祀先仪式，是古人绝对的尊崇，表明了他们对“德和乾坤，道传今古”的伏羲彻底的认同。
　　天水伏羲庙能够形成一定规模，有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发挥了很大作用。碑文中所提到的巡按御史马溥然、冯时雍、许翔凤，以及巡茶御史陈讲，巡案御史卢问之，都为伏羲庙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沿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天水的两处伏羲庙，一在三阳川卦台山，一在秦州城西关。从历史或理由来看，卦台山似乎更应该是祭祀正宗，但许翔凤却以祭祀弗便，而请立庙于秦州西关。一方面是因为卦台山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远，另一方面也体现官方在祭祀行为表层之下所隐藏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因此可以说，地方官在祭祀中首先考虑的绝不是祭祀主体是否名正言顺，而是地方利益的增损。

　　总之，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其所依存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修庙祀典也随着外部外部形态的改变构筑着不同的内容，而这也正是官方话语发挥导向性作用，对历史记忆性资源进行选择与再造的过程。